舒逸

 卡繆從1932年起即發表作品，1942年因發表《異鄉人》（又譯為《局外人》）而成名。他的小說《鼠疫》（1947）得到一致好評，但是《反抗者》（1951）一書由於宣揚「純粹的反抗」、即反對革命暴力而導致了他和薩特等左派知識分子的決裂。他主要的作品還有隨筆《西敘福斯神話》（1942）、劇本《卡利古拉》（1944）、《正義者》（1949）、小說《墮落》（1956）和短篇小說集《流放和王國》（1957）等。 卡繆於1957年10月17日獲諾貝爾文學獎，成為法國當時第九位也是最年輕的獲獎者。1960年1月4日與加利馬（Michel Gallimard）同死於車禍。

2009年11月22日法國總統沙柯吉有意將卡繆的墳遷移至塞納河左岸的先賢祠，為紀念卡繆逝世50週年；可是卡繆的兒子反對該提議，其認為他父親一生反對虛名，不會接受搬進先賢祠受人膜拜。[1]

 他的創作喜歡以三部曲形式：小說＋哲學隨筆＋劇本。哲學思想在於從精神上反抗不可避免的荒誕。薩特的自由選擇是面對荒誕可採取的手段之一，而卡繆則著重強調苦難之中的幸福。

哲學思想(人道主義思想、二元對立及存在主義)：

人道主義思想
卡繆思想的核心是人道主義，人的尊嚴問題，一直纏繞著他的創作、生活和政治鬥爭的根本問題。《西敘福斯神話》和《異鄉人》構成了卡繆文學創作的母題，包含著卡繆未來作品的核心問題。書中，薛西弗斯(又譯: 西敘福斯/西西弗斯)的幸福假設的提出，其本質動機，不在荒誕，因為荒誕不能告訴我們何謂幸福及不幸；之所以卡繆假設薛西弗斯是幸福的，是因為他認為只有幸福的生活才符合人的尊嚴。

反抗才能體現尊嚴。西敘福斯被責為永罰，卻幸福，這絕對是一種反抗，也是在這種條件下唯一可能的反抗形式。卡繆在假設西西弗斯幸福的時候，充分運用了想象和獨斷，其潛台詞，卻是人類尊嚴的需要。

二元對立
卡繆的創作存在大量的二元對立的主題，其中有一些亦直接作為書名，如《反與正》，《流放和王國》等。 

卡繆強調的其他還有「荒誕和理性」，「生與死」，「墮落和拯救」，「陽光和陰影」，「有罪和無辜」……這些二元對立的主題經常成對出現，而且互不抵銷，甚至有相反相成的意思。

卡繆在他的隨筆中數次使用這樣的修辭方式：用一片黑暗來形容明亮的陽光。隨筆中也許不過是一種修辭，但這種修辭代表的思維方式卻貫穿了卡繆幾乎全部的創作，成為他的重要特色。無論是他的小說還是戲劇，或是哲理隨筆，都看不到邏輯的一貫性，到處都隱含著矛盾，這在別的作家那裡，這可能是個致命的弱點，可從卡繆的作品中體現的卻是複雜的深刻，丹麥物理學家玻爾說過：「和小真理相對的當然是謬誤，可是和偉大的真理相對的仍然是偉大的真理。」正是在這樣對矛盾的正視當中反映了人類思維的局限及其和世界的斷裂。二元對立的兩極互相為對方的存在而存在，形成強大的張力，悖論和歧義性、多義性在此從生，這也成為卡繆難以被定義的地方，其間人道主義一以貫之，然而人道主義本來就是意義含混的詞。

二元對立其實是西方的傳統思維習慣，但是傳統的二元對立主要是主客關係，「善與惡」，「美與丑」等一系列概念，但在卡繆那裡，這些傳統的理念被拋棄了，善惡美醜問題被諸如「流放和王國」，「陽光和陰影」這樣的形象所取代。甚至在講述一樁殺人案的《異鄉人》中，傳統的「罪與無辜」的問題竟消解於無形之中，只是作為一個背景存在。卡繆的這些悖論性的理念沒有給他找到理論上的出路，卻使他的小說和戲劇有了令人捉摸不定的多義性，成為意義之源。在美學的意義上，則是用簡單，毫不修飾的語言產生讓人困惑的效果，在《異鄉人》和《墮落》中最為明顯。

存在主義
卡繆一貫反對別人給他加上的存在主義的標籤，但在他接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頒獎詞中依然稱他為存在主義者，這說明存在主義絕非空穴來風。

存在主義包容了各種各樣思想的一種思潮，在各種公認的存在主義思想之間也存在著尖銳的矛盾。簡單而言，存在主義的重大主題為個人對於存在的恐懼，荒誕的感受；它反映人在面對世界時所感到的一種情緒：孤立無援、個人承擔但無意義的世界荒謬而沒有盡頭、個人處於一種「被拋」的境地。

如卡繆《西西弗斯神話》中說的，每個人都是西西弗斯，差別只在是否認識到這一點：「起床，電車，四小時辦公室或工廠的工作，吃飯，電車，四小時的工作，吃飯，睡覺，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星期六，大部分的日子一天接一天按照同樣的節奏周而復始地流逝。可是某一天，『為什麼』的問題浮現在意識中，一切就都從這略帶驚奇的厭倦中開始了。『開始』，這是至關重要的。厭倦產生在機械麻木的生活之後，但它開啟了意識的運動。」卡繆的作品中都以存在主義的方式表現了存在主義，故普遍都認為卡繆是存在主義者。

至於卡繆反對存在主義主要是為了和薩特劃清界限，因為當時的輿論界基本上認為所謂存在主義就是薩特式的存在主義。卡繆與薩特的思想有不少共同點，但也有分歧，尤其是在對待革命、歷史以及蘇聯的態度。其根源在馬克思主義；薩特戰後受馬克思主義影響，卡繆卻一貫反對馬克思主義，尤其是歷史主義。薩特是個哲學家，更多的被理念所纏繞，抽象得多，卡繆的哲學思想更多來源於感性生活，直接體驗，這一點在卡繆的散文里體現的最為明顯，他深深熱愛的阿爾及利亞對他而言就是這種感性生活的代表，他一生都沒有放棄地中海式的生活方式的理想，《西敘福斯神話》和《存在與虛無》是兩本截然不同的書，這種不同不是表現在觀點的分歧上，而是表現在思考問題的方式上，同樣是荒謬，薩特通過一系列的論證說明你不可能不荒謬，而卡繆卻不強調自由選擇，又說「我就在這兒，這就是荒謬」。

兩者的另一重大區別在於薩特強調行動，而卡繆老在猶疑不定，在他的小說中，除了《鼠疫》外，行動幾乎沒有什麼意義，特別是《異鄉人》中，更為明顯。這本書在二戰中出版，當時就有人發出這本書出得是不是時候的疑問，莫爾索和卡繆親自投入的抵抗運動看起來有點格格不入。卡繆和薩特都反對虛無，宣揚反抗，然而卡繆的反抗和薩特的反抗是不同的，卡繆的反抗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即不在於你怎麼做，而在於你怎麼想，有點精神勝利法的味道，但這種辦法使反抗成為一種絕對可能的東西。而薩特恰恰相反，不在於你怎麼想，而在於你怎麼做。卡繆的英雄西西弗斯和薩特的英雄奧萊斯忒（Oreste）是兩種不同的英雄。而正是在「反抗」問題上的分歧導致兩人幾十年的友誼破裂，1951年《反抗者》出版後，卡繆和薩特的矛盾發展到頂點。